一、研究古代东北亚史的盲点

众所周知，我国在古代跟日本、朝鲜半岛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往，我国、日本乃至其他国家开展日本古代历史研究，必然要先熟读中国古代的几部正史。从“二十四史”中的《汉书》《三国志》《宋书》，到《隋书》《新旧唐书》，还有其他历代的名著如《山海经》《册府元龟》等。  

我们毫不讳言的说，研究日本古代，甚至整个东北亚的信史之始，都必须参考上述这几部中国古代正史，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日本的学者在很久以前就明白了这一点，从江户时代中期〈十八世纪〉以来，从当时的国学家如本居宣长等，再到后来开拓近代日本史学的学者们早已熟读，且常常引用上述的几部著作为论证的根据。  

然而，来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光靠中国古代的正史已经不能满足我们进一步探究和了解日本古代历史发展的需要。即便上述的几部正史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和提示，但是中国的正史再怎么说也是站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角度和需要来书写的，当中关于外国的记载只是蜻蜓点水，客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显然，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日本等邻国的历史，有必要结合文献史料以外的方法优化研究的水准。  

关于这方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日本史学界迎来重大的突破。尤其是他们自那时候起，逐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和建国神话带来的限制，可以“畅所欲言”，重新以科学的角度剖析那一段长期被神化和美化的古代史。在这里，日本考古学界探索日本古代史不遗余力，贡献良多。通过他们这数十年的挖掘成果，又结合了近年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研究日本古代史的时候，不再是只读读《日本书纪》《古书记》就可以了，必先参考和关注日本考古学界的研究和发现。这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上，已然是一个基本常识。  

可是，对于我国读者而言，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关于外国的考古学，即便是最常见到、听到的，如其他三大古代文明古国，都是十分陌生的。我们听到非常多的故事，但是去深入了解他国的考古情况，乃至从考古发现成果去重塑和回应历史谜团也是十分遥远和陌生的事情。  

目光回到我国的周边如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和朝鲜半岛，即便通过前述的汉文文字史料，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对他们的认知和认识，但对于这些记载有多大的可信性，必须跟考古成果互相印证、比较，然后思考才行。就这方面来说，作为远在现场以外的他者，除了学者外，一般有兴趣的读者一直苦无这方面的材料和渠道去深入了解；或者碍于考古学专业知识深邃难懂，读者们望而却步。  

了解他国，哪怕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日本和朝鲜，我们更有必要在掌握古代国史的同时，通过阅读他们的研究，了解他们的学术界怎样理解、利用我国史料，结合他们自身的考古成果，以及后来的信史，了解他们从自身的角度怎样演绎古代东北亚区域的历史。这正是“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二、本书的重要性和珍贵性

面对以上提到的盲点和困难，本书《讲谈社日本的历史1王权的诞生》便是总结上世纪末为止日本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成果，以通史书的形式向一般读者述说的良书。  

本书作者寺泽薰先生是长期研究日本原始和古代文明的代表考古学者之一，他曾任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奈良县樱井市的缠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一直以来，寺泽先生在日本学界发表和编著了十分多的学术性著作。本书正是他少有参与的通史书，可以说是寺泽先生少有面向一般读者的作品，加上这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在日本同类系列作品中也属于水准较高，不熟悉的读者很可能不感兴趣。  

平心而论，一般的读者大可不必担心，而对日本原始时代和古代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书。  

本书的亮点有三点。

第一是兼顾了考古与历史的平衡。如上面提到，日本古代要到从8世纪开始才有自己的信史，之前的历史都要依靠考古成果和中国、朝鲜半岛的资料。本书作者寺泽先生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头三章详细介绍了弥生时代的日本后，到了第四章开始便是从梳理信史（如《三国志》），然后跟考古发掘的成果互证，还元当时还处于部落国家分立割据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少内容只能通过推敲和猜测来述说，但这样一来，日本古代的发展史，以及跟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半岛的交流和互动情况，都得以比较多元和立体的视角来展现，摆脱一直以来我国部分日本通史书单纯引用我国史料平铺直叙，缺乏新视角和突破。  

再者，书中大量的图表也能帮助读者更细致地了解“倭国”当时各个部落国家的具体位置和互动关系，这也是评者在自身已知范围内，在国内同类书籍里，首部能做到如此巨细靡遗的。  

第二个亮点是考古学家为一般读者详实地介绍日本原始时代的面貌。刚才提到的第一到三章完完全全就是为读者科普“弥生时代”的整体情况。说到弥生时代，在中文（包括原创和翻译）的日本史书籍里，对于这部分的概述普遍十分简单和粗浅，不外乎是搬出年代顺序来说明“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了什么”“到了哪时，日本开始怎样”的敍述方式。更有甚者，就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方式大多夹杂著大量难以简单理解的专业术语。  

反观本书，一开始不是提高门槛吓退读者，而是提出几个具有深意的问题：“什么是弥生人时代和弥生文化”“什么是日本国与日本民族”“水稻种植中如何发现日本文化原型”，还有“人类发动战争的原因”等。这些问题看起来跟一般人对考古学的想像不大靠边，而作者通过提出这些问题来突显深层次了解弥生文化的意义和必要性，对读者来说都远比上述的那种僵硬呆板的方式来得有吸引力。  

顺带一提，在这二、三十年内，日本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的研究下，对弥生时代的时间跨度，以及跟之前的绳文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大的进展。例如目前的看法基于认为绳文时代早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始，而弥生时代的起源期，有学者认为可以推前至大约公元前四世纪；而本书的作者结合陶器编年等方法推断出相对的年代纪年，并认为弥生时代在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开始。  

换句话说，虽然本书原版出版距今已经有二十余年，但当年的成果至今仍然有十分高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绝对不是过时的作品。  

第三个亮点是本书后半部分讨论日本王权的形成过程，以及日本初期国家形态，乃至最后从世界史的角度俯瞰日本王权的形成。这部分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承接前面章节的考察，然后在这里展开分析和讨论。虽然这种写作手法十分常见，但考虑到要整理和结合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兼顾读者的理解能力，结构严谨，环要相扣，在确保读者应该大致理解古坟是什么、古坟的建筑结构和类型怎样反映出古代日本（倭国）各地区部落国家王权的特征后，再如同百川合流一样推进到讨论这些部落国家怎样融入到后期“大和政权”里，条理之清晰极度考验执笔者的语言能力和学术水平，且作者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十分严谨的态度，对于各种学术概念的定义和使用都十分讲究。例如本部分的最大关键词－“王权”的定义上，作者强调这里的“王权”是指与分布在各地的部落国家不同，是专指表示“王（的）阶级地位的历史概念”，统治“广大地理范围上，自上而下一气呵成”的“新生倭国”的主体权力，而掌握这个“王权”的“大王”则是“王中之王”“诸王之王”。  

骤眼看来，作者这个讨论好似画蛇添足，但其实不然。当我们掌握了当时日本诸部落分立，盘踞各地，这些部落与后来逐步统合日本的“邪马台”和后来的“大和政权”之间的差异在概念上必须进行区别和说明。  

通过建立理论和概念，然后去分析古代日本国家形成的阶段，这种层层递进的分析方法值得历史学的学生学习和掌握。而且，这种写作方法也比较以往一些书籍只是为了解释后来“日本国”的成立，淡化和矮化其他部落国家的敍事方式客观而多元，没有那种只为交待结果而单线敍事的味道。  

评者认为本书这部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分后，定必会思考和察觉到“东亚世界的王权和王”的多样性，继而思考所谓“王权”和“权力形态”绝非只有一个样版和型态。通过本书的讨论和分析，评者认为能让读者们对“中国式的王权与周边邻居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哪里”-－这个一直被我们轻视和忽略的基本而重要的命题，展开思辩和探讨，这不仅对日本史，就连我国历史的学习和认识也大有裨益。  

三、结言

总结而言，本书在同系列之中应该是最好理解，但同时最难掌握的一本。“最好理解”是因为大半的内容都多少引用或参考自古代中国的文献，对读者而言少了现代中日关系史那种负面情绪，却有一种亲近感；而“最难掌握”的则是因为本书是最多牵涉到跨学科（考古、艺术、历史、人类学）的一本，对不具备相应知识的读者而言，一开始恐怕稍感困难，但评者认为只要平静下来，慢慢理解，配合书末的图表，本书的价值和丰富的解说能克服这种苦涩，给读者们带来耳目一新之感。  

特约撰稿 胡炜权